台大人類學系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日本考古學專題討論」課程大綱
授課教師：陳有貝

日本近代考古學的發生可追溯至明治維新，由當時美國的動物學者－Moss在東京近郊發現大森貝塚，自此開始了日本考古學的研究。古代的日本原本受到中國的影響，廣泛的史學研究為一切學問的主流，以這個角度而言，日本考古學原本應走向與中國考古學同樣的型態，但因為明治維新的緣故，日本考古學增加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的與自然學科的性質。
早期日本考古學的特徵之一便是承受來自思想上的壓抑，因為考古學所研究的史前社會極為原始，這和強調皇國思想的當時社會有著很大的落差，當權者為了維護其本身的神聖性，刻意阻礙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於是，包括Moss在內的多位考古學者早期都曾遭受思想或言語上的鉗制。
影響中期日本考古學的則是來自政治的因素，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施軍國主義，配合這個政策的發展，企圖從教育中培養忠君愛國的國民，於是攏絡考古學者配合其政策發表言論。例如，從考古研究提出日、韓本為一系，此舉即提供日本侵略韓國的藉口。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開始反省過去所謂皇國史觀的正確性，科學也在這個潮流中抬頭，考古學趁勢企圖擺脫政治與思想的牽絆。這時被日本考古學被形容為全民、民主的考古學，不再是學術宮廷裡的專利。有不少的重要發現或研究都是來自業餘研究者的努力。
由於民族主義精神之故，看重歷史研究的日本考古學有著極繁盛的發展，粗估的相關專家或工作人員達2萬人，每年也花費極大的金額在考古工作，這些數字無論就絕對或相對的比率都是世界數一數二者。民族精神無疑是考古學發展的一個有效的動力，但這種感情上的因素往往影響研究上的客觀性，例如日本近年所爆發的舊石器時代偽造事件便是一例。
在研究方法上，日本考古學的兩大基柱，一個是層位學，一個是類型學。在舊石器時代與繩紋時代多倚重層位學，以建立各時代的典型遺物組合。到了彌生時代與古墳時代則多以類型學的研究為主。但一般而言，多數的學者傾向類型學，所謂層位學只不過是在缺乏類型資料時，才使用的方法。曾經有學者大力呼籲「層位優於類型」，但是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改變。
類型學在日本稱為型式學，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台灣或中國的類型學有明顯的差別，基本上是仿效十九世紀末期歐洲的Montilus的研究方法而來。這個概念是認為人類所使用的器物大致上也有循著時代所改變的趨勢，因此只要找出這個趨勢，然後再使用發掘資料給予驗證，便能得到各個時代所具代表性的遺物組合。
上述的「檢驗」是透過「一括遺物」的概念來完成。所謂「一括遺物」指的是再同一個時間所埋下的一群遺物，最常見的例子是同一墓葬中的隨葬品，或是一間房子中的遺物等，這種概念和中國考古學中所稱的「共伴」有點類似。如果某些遺物出現在很多個一括遺物中，那麼這些遺物便可能是流行於同一時代，如果只出現在極少次的一括遺物，那麼其中有可能是來自傳世品。例如周代的墓葬可能也會出現商代甚至更早時期的器物一般。
即使至今日，日本考古學仍然倚重型式學的研究，其探究的對象甚至超出物質的層次，包括墓葬、繪畫等等幾乎都成為型式學的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方面，主要為包括史前史的日本史：
過去曾認為日本本土的舊石器時代可以早到距今60∼70萬年前，但是在舊石器偽造事件爆發後，可靠的證據只有早到3萬多年前，其實這個年代才是符合整個東亞海島的最早人類活動時代。日本的舊石器基本上是類似於西伯利亞，這似乎說明它的來源發現。這些石器最大的特徵是已經有了磨製的技術，並且有不少可能和製造舟船有關。
日本在距今13000年前開始有了陶器，可以說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器發明，此時開始進入所謂的繩紋時代。主要特徵是陶片上常有繩子輾壓過的紋飾，陶器器型非常繁複，極具特色。過去長期認為此時仍然沒有農業，主要行採集與漁獵的生活。但是在經過一番論爭之後，最後終於發現了農業種子，證實約在距今4500年前即有農業發生。
約在距今2400年時，一批移民從東亞大陸帶著水稻、青銅與鐵器的技術進入日本九州，對當地產生極大的改變，稱為彌生文化。彌生文化很快的從西到東取代了原本的繩紋文化，成為日本走向國家體制的開端。
彌生之後為古墳時代，此時的日本本土建造了不少佔地極大的墳墓，一般認為是皇室的陵墓。由於古墳的製造需要階層社會的機制，包括強而有力的管理機制，一個集權的中心，因此這個時代應該已經進入王國的體制。
日本考古學基本上是歷史的研究，因此也包含歷史時代如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鎌倉時代、室町時代、安土桃山時代與江戶時代。一般的區分是：舊石器時代經繩紋到彌生被稱分類為原始社會；古墳到平安為古代社會、鎌倉與室町為中世；安土桃山與江戶為近世。
本課程主要為帶領研究生研讀日本考古學之重要論文，範圍包括學史、研究方法與日本史前史。日本在地理上與台灣相近，歷史上又有密切關係，故希望藉由本課程理解日本考古學，也可自省台灣考古學的優缺點。